（所有故事，已被讲述）

1*

    戴着一顶纸编的帽子，很好看的样子。帽子是王小玲送给木头，木头又送给我的。就这么一点美丽，也有曲折。

    戴帽子的人常常想起另外两个人，一个不太熟，一个三天两头见的。三个人从一个学校毕业，王小玲和木头做了两年同学，木头在最后一年和我做了同学。后来，工作了，都挺不错的，闲闲的，互相之间打几个电话，说的大多是学校里的事。恍惚地，好像那个学校里的春天还没有过完。

    后来，王小玲养了一个小毛头，木头伤了一次心。那发生在春天之后的梅雨季，那个时候，我忽然迷上了纸帽子，在雨天也戴着它到处走。雨水洇湿了帽子，纸编的镂空花纹渐渐模糊，纸屑与我的头发一起生长。我再也不能脱掉这顶帽子。 

2*

    纸编的帽子有种诱惑，使人忍不住想破坏它。像所有读过并热爱“红楼梦”的人一样，晴雯撕扇的声音潜伏在心底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萌芽出土。但我不能这么做，纸编的帽子不属于我。

   王小玲和一个我与木头都不认识的人结了婚，还生了个女孩。是王小玲主动联系的。那时，木头刚把一头细柔的长发剪去，王小玲就买了一顶帽子送给她。木头戴着并不好看，又给了我。

   从此，只有我一个人想念王小玲和她的女儿。困难在于，我并没有见过王小玲，只是常听木头说起她而已。没有焦点的想念使我焦躁不安，以至于我把木头的音容笑貌填充进那个母亲的形象。那小毛头则是披着一头细柔长发的木偶娃娃。

    木头若是知道我这般胡思乱想，一定会生气的。为了免于过分沉迷，我一边每天很好看地戴着纸帽子上班，一边用读张爱玲的“海上花开，海上花落”来打发所有空闲时间。

    正是这本书令我想起了“红楼梦”和美丽薄命的晴雯。晴雯的名字虽然阳光灿烂，她撕扇的声音却尖利而不吉祥。一把把散发着墨香的纸折扇，公子的折扇，在晴雯纤若葱管的指尖裂开，发出“嘶”声。

    嘶声使我迷惑，一条看不见的线从曹雪芹穿过张爱玲，一下子捆住了三个细小的现代女子。我已经充分感到，却不知她们是否也有同样感受。我曾几度并将永远想象我把纸编的帽子撕裂的情景，我无法付诸行动，因为这顶帽子属于更多的人。 

3*

    问题在于这顶纸编的帽子，为什么它最后归我所有？

    一个懒洋洋的午后，王小玲在华亭路心血来潮买了这顶纸帽子，又很美丽地送给木头。为此，木头郑重其事地剪去了她那头飘了许多年的黑发。那天，像所有琐碎的女子一样，我陪着她在理发店说了又说，怀念长发的学生时代。木头始终很有兴致，纸编的帽子白得耀眼，新理的发像刚收割过的麦地溢着清香。

    我和木头的友谊始于那头长发。我们在同一所大学念书，宿舍面对面，都有在走廊的西头。木头快毕业了，我则是新生。没几天，我就知道木头很受大家喜欢。她还特别会用身份证开门，那时候，忘带钥匙是常有的事，只要叫一声木头，她就会摇着她长长的头发，像钥匙仙女一样飘然而至。木头的头发又细又柔，使我着迷不已，我因此对她敞开我的房门。唯有她的身份证用得破旧不堪，身份证上，她的笑显得有点没力气。

    木头自从戴了那顶帽子以后，开始骑车上班。我给王小玲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她木头的这一新动向。王小玲忽然在电话线的那头沉默不语，好一会儿，她问道：“你知不知道黄翠凤坐马车？”黄翠凤是《海上花开，海上花落》里一个心狠手辣的美貌女子，坐马车是她妓女生涯中必须履行的职责。她穿起出客的锦衣华服，女王般笑吟吟地在行经的马路上接受众人的观瞻。作为女作家张爱玲的天生信徒，无论王小玲、木头，抑或是我，都对此了如指掌。我已经忘记当时怎么回答的，但我确实感到这话有点刻薄。然而，正是那一刻，我隐隐觉得木头变了。

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可以明确指出的事，三个人的联系不像过往那般密切了。木头向我抱怨王小玲怪怪的，王小玲则像个小女巫，给我一脸你等着瞧的神气。

    木头很无辜地陷入了恋爱。我这时才知道，爱情是种病毒，它具有连发性。木头的爱恋没完没了，男主人公一个接一个地换，比走马灯还要精彩。有时候，我与木头讨论她某一位男友的容貌，她却无论如何搞不清了。

王小玲说木头是个贞洁的女人，但贞洁没有好下场。那时，我和王小玲努力与木头所有的男朋友保持联系，在联络中，我们时不时地为木头交游之广感到惊叹，已远非三教九流所能形容。木头的男友都古道心肠，热情地讲述木头的种种情状，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提到了那顶奇怪的帽子。纸编的帽子似乎有种魔力，令木头无比地光彩照人。但是，一旦脱掉纸帽，她的脸立刻平淡无奇，像一个女人突然老去。其间的差距过于巨大，没有一名男子可以忍受，他们最终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木头，多少有点不情不愿。

    木头脸容滋润，日子过得极其轻盈，还像樱花一样灿烂。这段时间，我却疲劳不堪，若不是每天和王小玲在一起，我真怀疑我的时间出现了断裂，王小玲是我空白时日的证明。王小玲是一名坚定的女子，她从来就是我们三个人的主心骨。正是她出主意联络木头所有的男朋友，就像替木头写一份日记一样，她这样解释。

日记总会写完的，当我们的通讯录也就是日记本用到最后一页时，木头意兴阑珊地找我们来了。当时，我们三个聚在一家名叫绿圆的日式餐馆，淹没在芥末青绿色的味道中。木头戴着纸帽子，却没有我想象中应有的魅力。木头宣布要离开这个城市，回到她父母亲在乡下的家去，她说还是做女儿好，无忧无虑地真散漫。木头一定要把那顶帽子送给我，从王小玲到木头再到我，这就画了一个完满的句号。我本想推辞，但我总是很听王小玲的话，便收下了纸编的帽子。

    木头坐火车走了。王小玲突然结婚生子，又很快地离了婚，带着孩子一个人过日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王小玲就是为了要个小孩才嫁人的。我没有问她是否真是那样，我们已很少见面。三个那么要好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，使我感到黯然。我有时会戴着那顶帽子上班，同事说我像个男孩的样子，怪好玩的。我听了只觉得漠然，我沉浸其中并难以自拔的仅仅是，为什么这顶帽子最终在我手里，这帽子重得我难以承受。

想到要落笔写村上春树，突然生出几分惶惑。

并不是怕写，以前挺自觉地写过不少关于他的文章来着。问题是，村上很受追星的几部小说，像是《挪威的森林》、《舞舞舞吧》、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、《国境以南，太阳以西》什么的，好像已经许久没有读过了。手边一直在读的反而是他的一些短篇，一些情节超乎寻常、只在异度空间发生的故事。也很喜欢，只是觉得，这个面貌的村上恐怕不是流行所认定的村上吧。

对于我来说，村上春树有两个。一个是在大学里可以没日没夜地读的，青春年少、寂寞无边的心事很容易就在村上的小说里有所着落。以前写村上，第一句话就是，愿意过一种村上春树式的生活，然后一一列出自己喜欢的村上癖好：姜汁啤酒、血色玛丽、意大利面条、歌词忧伤的流行音乐、绿色壳子的沙龙牌香烟、拼命般读着的外国小说……还有，一种旁若无人的态度，仿佛被小说通感了一样地游离在生活之外。那时的我，根本就是一个村上恋物癖，任由村上华丽而忧伤的腔调淹没自己。

大概正是因为小说里这样一种“物质”的密度，村上才变得很时髦。村上小说里，那些主人公的生活或多或少被作为了城市生活指南：爵士乐酒吧，无意中遇见的、具备特质的神秘女郎、因此而生的一夜情，单身男女的私密生活……像极了“小资”，如果“物质”的确可以从小说里被抽取的话。

而现在知道的村上则是另外的样子。知道这个人在年轻时开过酒吧、年少轻狂过，然而却是一个质朴的人，旅游、写作、翻译、写文艺书评、投入地写报告文学……正是这个村上写作了《地下铁》，几乎采访遍东京地铁毒气案件的所有当事人。虽然有各种原因，《地下铁》并没有被引进版权，然而，村上在此书中所关心的人类终极境况，在《青蛙老弟，救东京》之类的奇异的寓言小说里依稀可以猜出。这个村上是很认真、很执著、很沉重的。毕竟，村上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。

读现在的村上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。很平静，不像以前，会读到入魔的地步。如果要比喻的话，可以拿《村上食谱》说事，以前喜欢写有食谱的情节，而今则对食谱本身感兴趣，因为落在实处。

看村上的年谱，真的很服气这个人，始终不断地有译作、著作问世。让人对他，也有无休止的期待，以后会读到什么样子的村上呢。《海边的卡夫卡》就要出版，倒是希望能看到以前小说里的那种繁复、细腻的情节，但也有此后他删繁就简的心思落在故事里。总之，很久没有读村上的长篇之后，突然想看一部非常地道的小说。